学习有效讲演的人们，有时也会在这个阶段上受阻达数周之久。也许他们辛苦努力了半天，就是无法脱离。意志薄弱者便会绝望而放弃，有胆识的勇敢者却会坚持，然后他们会忽然发现，几乎是一夜之间，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奇迹就发生了，他们已经一跃千里，突然使自己的讲演获得了自然、力量和信心。
你也许在最初面临听众时，总会经历到一些恐惧，一些震击，一些精神上的紧张，这是正常的。别说是你，即使是曾做过无数次公开演出的大音乐家，有时也会有相同的感觉。
帕德列夫斯基临到要在钢琴面前坐下时，总是紧张地摸弄着袖口。可是等他一开始弹奏，他的所有的恐惧便会瞬间消逝于无踪。问题是，只要你能坚韧不拔，不久你的所有顾虑都会一扫而光。包括这种初期的恐惧，而它也就仅止于初期的恐惧而已了。说过了开始的几句话，你就会完全控制住自己，你就会自信而欢快地讲下去。
有一次，一位渴望学习法律的青年写信向林肯求教。林肯回答他说：“如果你已下定决心要做律师，事情就已成功一半有余。……要时时记住，你自己下定的决心，比任何别的事情都重要。”
林肯是明白的，他是过来人。终其一生，他所受过的正规教育总共不超过一年。而他却很爱读书，并从中吸取有益的营养。他曾步行五十里以外去借自己要看的书，在他的小木屋里，总有柴火燃烧终夜，有时他就会借着柴火的余光读书。小木屋的木头间有裂缝，林肯往往就朝那儿塞上一本书，等到早晨天亮得可以看书了，他就一骨碌自树叶床上爬起，揉着眼睛，拉出书本来开始狼吞虎咽。为了练习演讲，他除了从书本上学习以外，还会走上二、三十里路去听别人演讲。而在回到家以后，他又处处练习演说，在田野间，在树林里，在杂货店聚集的人群前，他从不放过任何机会。他加入新沙仑和春田的文学与辩论学会，并练习讲演当时的各种题目。他在女性面前很害羞，当他追求玛丽·陶德时，总是坐在走廊上，羞涩而沉默，找不着话说，只听着她一个人唱独脚戏。然而就是这个人，他在家里穷读不休，到处勤练不辍，终于把自己塑造成一位讲演者，进而与当时最杰出的雄辩家道格拉期参议员大开辩论，一决雌雄。也就是这个人，他所发表的总统就职演说冠绝古今，令人叹服。
想想自己身受的种种艰难挫折与令人心酸的奋斗，难怪林肯要说：“如果你已下定决心要做律师，事情就已成功一半有余。”这确是他有感而发，在这一句话中，凝聚了他一生的奋斗经验。
威廉·詹姆斯教授曾说：“愿青年人不要为自己教育的结果忧心，不论它的界线何在。只要他在每日的工作时间里，每小时都忠实地忙碌着，就大可把最终的结果留待自己去处理。
他可以十足自信地期待着某一个美好的早晨醒来，发现自己已经是当代能者之一，不论他所选择追求的是什么。”詹姆斯教授的话同样适用于提高演讲口才的水平，只要你不断地努力练习下去，你便可以满怀信心地希望，一个美好的早晨醒来时，你已发现自己是城里、区里或单位里出类拔萃的演说家之一了。
不管这话听起来多虚幻，它却是真正的道理。例外当然是有的。一个人心性、个性极度自卑，加上没有资料可为谈论，自然不能妄想有朝一日成为演说家。但是就一般道理而言，这个断言却是正确的。
纽泽西州州长史多克有一回参加卡耐基演讲口才训练班的结业晚宴。他评论说，当晚他所听到的演说，好得就同他在华盛顿的参、众两院所听到的讲演一样。而这些演说，是由那些数月前还舌头打结、畏惧听众的商人们所作的。这些是纽泽西州的普通商人，他们却在一个美好的早晨醒来，发现自己已经具有演说家的能力和气质了。
在那些成功地获得了演讲技巧的人当中，只有极少数是真正的天才，而大部分都是在自己家乡小镇随处可见的寻常商人，但是他们肯坚持，也同样获得了成功。至于较特殊的人们，则有时会气馁，有时因为过分汲汲于赚钱，结果反倒庸庸碌碌。虽然是寻常人士，只要有胆量、有目标，走到路的尽头时，往往也爬到了顶端。
这是合乎人性与自然的，在商业和其它各行各业中，相似的事情随时都在发生。名闻全球的美国石油大王洛克菲勒曾说，商业成功的第一要决是耐心与相信收获终将到来，它同样也是有效说话能够成功的首要条件之一。坚定地相信自己会成功，就会去做走向成功所必须做的一切，因而也必定能走向成功。
卡耐基认为，大部分在他的训练班上受训的学员所获得的最宝贵的东西，是对自己的信心大增，是对自己成功的能力多一分信任。
爱默生说过：“无热诚即无伟大。”这不只是一句文学修辞，还是一个通往成功的指路航标。
成功的演讲还必须深挖内容，力求使演讲更加深刻，这能给听众留下更深刻的印象。当然，只触及问题表面的演说，要比深挖力掘的演讲容易多了。只是，若选择容易的路，听众便仅能获得很少的印象，甚或全无印象。题目缩小之后，最好是问自己一些问题，加深自己的了解，使自己准备充分，而能以权威的口吻来讲述自己选择的题目。演讲如果能达到这种程度，就能使听众正襟而坐，分外留意，印象特别深刻。
“我总是搜集十倍于我所要使用的材料，有时甚至达到百倍，”约翰·甘德曾这样说。他是畅销书《内在》的作者，他说的是准备写书或讲演的方法。有一回，他的行动尤其印证了他的话。1956年，他着手写一连串有关精神病院的文章。他前往各地的医院，与院长、护理者和病患者分别谈话，他日复一日，走了数不清的路，记满了许多笔记本。在他的办公室里，堆满了政府与各州的报告、私立医院的报告、各委员会成叠的统计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