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幸者是有家等于没有家了。”舒适才是家的灵魂――它的本原、它的核心因素。
生活中别忘了时时享受快乐，拥有了快乐就拥有了幸福，每个清晨到每一个黄昏，让我们时时寻找快乐，时时拥有快乐。
生活的艺术最好地体现在家庭生活当中。哪一个家庭令人烦燥不安、争吵不断、邋遢凌乱、马马虎虎、肮脏发霉，哪一家庭就不能给人带来多大的舒适。丈夫在外辛苦了一天，希望回到家中获得身心舒适的补偿。在他回家以前他的妻子仅仅只要把家收拾得干净、整洁，使人感到温暖能使丈夫获得上述效果。这才是最真正的节俭行为，最好的持家之道，最宝贵的家政管理。这一切使家变得这样的舒适、清爽宜人，以致于一个男人觉得他走近家时，他就如同在走近一座圣殿一样;而当他走进家里时，没有任何啤酒馆的吸引力能把他从家中拉走。
也许有人会说我们过于崇拜舒适宜人的氛围了。“舒适”(comfort)这个词语从本质上讲是个英语词汇，而且据说无法把这它的全部意义准确、传神地译成其他任何一种外语词汇。它与炉边密切相关。在一个比较温暖的地方，人们都力图到户外活动。他们在街上晒太阳。他们生命的一半时间在户外度过。宜人的氛围促使他们不断前进，在外面努力工作。他们回到家里仅仅是为了吃和睡。很难说他是生活在家里。
我们的情形与上述情况简直就有天壤之别!每年户外那漫长的阴冷天气使得我们全都龟缩在家里很久很久。于是，我们想方设法创造各种使家里愉快的方法。因此，我们的绝大多数产生于心灵的快乐交往活动都发生在刚才所提及的家里。这样，家庭成了我们的上帝，我们的圣灵。
我们不会满足于仅仅有个家。它还必须舒适宜人才行。最悲惨的人，事实上就是那些没有空的人――无家可归者!但那些有个家然而缺乏舒适感的人，其悲惨之情也不亚于无家可归者。就像查尔斯?兰博对这类人的评价一样：“最不幸者是有家等于没有家了。”舒适才是家的灵魂――它的本原、它的核心因素。
舒适并不仅是意味着温暖、良好的家具设备、精美的饮食。它意味着某些比这更高级的内容。它意味着干净、整洁的氛围、有条不紊、节俭;一句话，简洁明快和管理良好。舒适是人类成长的土壤，不仅是身体上而且还是道德上的成长土壤。事实上，舒适源于众多美好的德行。对舒适来说财富并不是必不可少的。财富对奢侈豪华才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只是适当地拥有一些生活的必需品、由一位衣着干急、行为节俭的家庭主妇操持家务的贫苦人家也许就拥有舒适生活所需的一切因素。不舒适与其说是由于缺乏足够的财产，还不如说是由于缺乏起码的家政管理知识所致。
必须承认，舒适也是相比较而言的。对某个人来说是舒适的事情而对另外一个人也许就是痛苦的事情。在今天这个机械化最普及的时代，过去一种几百年前被认为最贵族的生活方式――睡在稻草床上、同一大群家畜一起共住一屋――现代人会被认为是一种痛苦。不列颠的征服者威廉的背脊就没有见识过衬衫，他的窗户也没有享受过窗格玻璃的待遇。伊丽莎白女王是首批穿袜子的人之一;在她以前的所有女王都没穿过袜子。
舒适的产生既要靠“器物”因素，更要依靠人的因素。与其说它是源于漂亮的家具、热气腾腾的房间、或豪华的家居和便利的设施，不如说它是源于舒适的感觉得以从中诞生的操持家务者的品格和性情。
舒适惬意者的性情温和友善。美好的性情可被看作是舒适状态永远不变的条件。必须友善和平，相互忍耐克制，想到帮助，要有充分利用事物的价值的禀性。“一堆充满爱意的牧草比一厩包含仇恨的牛羊好得多。”
性情舒适的人是有常识的、有决断力的，深谋远虑和勤奋节俭的人。他们同诚实、正义、善行和真理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他们绝不会陷入债务的泥潭之中，因为那是一种不诚实的现象。他们量入为出，并为将来随时可能会降临到自己身上的艰难日子作着准备。他们对家居生活精打细算，但他们在适当的场合并不缺乏好客、仁慈的行为。他们的所作所为没有任何修饰夸张的卖弄之态。
性情舒适安祥的人们做事有条不紊。他们有条理、冷静从容、节制、勤奋。他们穿戴得体。他们使自己适应季节的变化――既不会在冬天里瑟瑟发抖，也不会在夏天挥汗如雨。他们不会亦步亦趋地去赶赶时髦。他们宁愿把钱花在买些使人温暖的鞋袜上，也不会去买什么金项链，他们宁愿买些有益于健康的合适的床上用品，也不会去买些华而不实的窗帘。他们的椅子朴实牢固，而不是外表好年而人一坐上去就要散架的那种。
家庭的组织管理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妇女。她是每个家庭及其家务必不可少的当家人。因此，家庭的必定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她的才智的发挥。男性的生活是围绕着女性而旋转。她是他的社会体系的核心。她是家庭生活的女王。每个家庭的舒适主要于她――取决于她的品格、她的性情、她的组织才能和她的事务处理的能力。一个人可能是节俭的，但是，除非他的家居生活也是节俭的，否则，他的节俭相对来讲也是无效的。“一个男人是不可能兴旺发达的，”一句格言说，“除非他的妻子允许他这样。”虽然节俭的家庭生活是简朴的，但却是有益的。虽然它不受巨人青睐，但它却能使许多人获得幸福。它造福于个人，但在提高他们的同时也在促进社会本身的进步。实际上，它在把最大可能的幸福赋予最可能多的人方面，能收到一种确实可靠的功效。缺乏它，立法、善行和捐赠都只不过是治标不治本的行为，有时甚至比无用更糟糕了，因为它们坚守着那种在很大程度上早已不存在的希望。
